老师数十年致力杨上善撰注的《黄帝内经太素》（简称《太素》）精研精校，并出版了《黄帝内经太素校注》及《黄帝内经太素语译》两本《太素》研究专书，是国内首次对《太素》校注之作，填补了研究整理《太素》的空白，有力推动了《太素》的研究。老师在深入研究过程中发现，《太素》在《黄帝内经》系列书籍中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它的原文最为近古，可与《素问》《灵枢》互相补充，相互印证；它的撰注对理解《黄帝内经》奥蕴确有独到之功，自得之实，反映了唐以前的中医学术水平，是以能“上阐前人之精微，下启后学之津逮”。

（一）毫疑核证，据文定义

《太素》一书，即为现存《内经》系统诸传本中的最古者，而杨上善又是《太素》的唯一注家，因此，当《内经》的四大传本（包括《素问》、《灵枢》、《甲乙经》、《太素》）发现经文互异，出入较大，需要勘比互订，察疑存真之际，则《太素》与杨注因具有去古未远的特色，常能在互校中发挥其他诸本所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例如《素问·阴阳别论》：“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后世注家对“二阳之病发心脾”解释不一，如唐·王冰注：“夫肠胃有病，心脾受之。”明·张景岳《类经》注云：“盖胃与心，母子也，人之情欲本以伤心，母伤则害及其子。”意即二阳之病发源于心脾，以上二说因果相悖，各从一个方面论述了脏腑经络在病理上的相互影响，义皆可通。但何者为《内经》本义，则难于判定。查《太素·卷三·阴阳杂说》作“二阳之病发心痹”，“脾”与“痹”一字之差，义各不同。《内经》祖本既已不可见，类似这样互异之处，看来是难辨真伪，无所适从。但如细读杨注，正确运用理校之法，亦可判别其是非。查原文下云：“三阳为病发寒热，下为痈肿，及为痿厥喘悁。”“一阳发病，善咳善泄。”按“寒热”“痈肿”“痿厥喘悁”“少气”“善咳善泄”皆为病症，并非病位，而“心痹”才是病症。杨注云：“二阳者，阳明也，谓手阳明大肠脉，足阳明胃脉也，阳明所发心痹等病也。”故从行文体例来看，当以《太素》“二阳之病发心痹”为是，此处运用理校是通过前后文字互证，据行文语法之理，章法之理，以判定其是非，同时也是结合本校进行的，而理校结合本校，是校勘古书的常用方法，理校要讲道理，摆事实，据理以判断是非，决不能以一己私见，轻易改动经文，如疑为传讹之处，也当慎重对待，或留待后人处理，否则，一念之差，会使古籍真貌失之千里，而杨上善在《太素》校注中运用理校的严谨学风，是很令人敬佩的。

（二）首倡阴阳“一分为二”之理

中医基本理论中的阴阳学说，反映事物一分为二的观点，后世医家多认为是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沿袭宋、明理学家的思想体系，首先在医书中明确提出“阴阳者，一分为二也”（《类经·阴阳应象》）。殊不知早在隋唐时期，杨上善在《太素》注文中早已提出“一分为二”一语，《太素·卷十九·知针石》杨注云：“从道生一，谓之朴也，一分为二，谓天地也。”又《太素·卷五·阴阳合》杨注云：“言阴阳之理，大而无外，细而无间，毫末之形，并阴阳雕刻，故其数者，不可胜数也。故阴中有阴，阳中有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由此足见杨上善阐释阴阳学说一分为二之理，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万事万物之中，它“大而无外”，即没有边际；它“细而无间”，即无所不在，以致认为无论多么微小的“毫末之形”，都是由“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先贤有“一尺之椎，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谓，一代伟人毛泽东一语以蔽之：“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言其“一分为二”是自然界万事万物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杨上善充分运用阴阳“一分为二”的方法，观察和分析宇宙天地、人体生理病理等现象，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太素》以降，明代张景岳有关阴阳学说的思想体系，可以看作是杨上善“一分为二”学术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三）不破原文，注合经旨

《太素·卷第二·顺养》：“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杨注：“圣人得道之言，行之于身，宝之于心府也；愚者得道之章，佩之于衣裳，宝之于名利也。”意为养生之道，智者则宝于心而笃于行，愚者则挂于口而止于言，徒逞空谈，作为口头上的装饰而已。踵杨说者有王冰、马莳、张介宾、张志聪。故张景岳在《类经》一卷第六中注：“愚者信道不悖，故但佩服而已。”对此张志聪也注：“愚者止于佩服而不能修为，是知而不能行者，不可谓得道之圣贤也。”“佩”的本义是系在身上的装饰品。《说文·人部》：“佩，大带佩也。”引申为动词有佩挂之义。杨氏不破字而从本字立训亦能畅晓其义，当是最高明的。滑寿、吴崑、黄元御、胡澍、俞樾则以“佩”为借字，“背”或“悖”为本字。日人丹波元简《素问识》引李冶《古今黈》云：“冰说非也。佩，背也，古字通用。滑云：佩，当作悖。吴云：佩与悖同，古通用。简按：《古今黈》之说是。”今人多袭用此说，故当明辨以识。训诂学大师王力曾发感慨：“古音通假说的广泛运用，开始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氏父子治学是严谨的。一引了不少的证据；二举了不少的例子。后人没有学习他们的谨严，却学会了他们的‘以意逆之’，这就是弃其精华，取其糟粕。”（《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关于古音通假》）

（四）撰注精确，融贯医文

撰注精确简明而又翔实，医理文理融会贯通，是杨上善注《太素》的一大特色，在《内经》训诂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太素·卷十·本腧》：“肺出少商，少商者，手大指内侧也，为井。”杨注云：“井者，古者以泉源出水之处为井也，掘地得水之后，仍以本为名，故曰井也。人之血气出于四肢，故脉出处以为井也。”又如《太素·卷十·阴阳乔脉》：“乔脉安起安止。”杨注云：“乔，亦作蹻，禁娇反，皆疾健貌，人行健疾，此脉所能，故因名也。乔，高也，此脉从足而出，以上于头，故曰乔脉。”类似此等注释，不仅文字简练明快，而且反映了杨上善长于以训诂方法，推导疾病、经络、腧穴命名之原，使训诂与医理自然融合，言简意赅。再如《太素·五脏痿》：“肾热者，色黑而齿火高。”“火高”光亮发白之意，肾中燥热，牙齿断无光亮发白之理，故杨上善根据医理加以校正，杨注云：“火高，当为槁，色黑齿枯槁也。”在此，杨上善正确运用了理校的方法，注明“火高”为“槁”之误，但他并未妄改经文，而是采用校注说明，存疑以待来者，由此可见杨上善的严谨学风。

（五）类编《内经》，首开先河

清末黄以周在《儆季文钞·旧钞太素经校本叙》中说：“《太素》改编经文，各归其类，取法于皇甫谧之《甲乙经》，而无破碎大义之失。其文先载篇幅之长者，而以所移之短章碎文附于其后，不使原文糅杂。”言其《太素》类编《内经》虽取法于晋·皇甫谧《甲乙经》，但无《甲乙经》对所引用《素问》、《灵枢》之分隔散碎、大义有失。由此可知，杨上善对《内经》进行概括性很高的合理分类，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拓荒之作，首开类编《内经》之先河。诚如日本丹波元胤(1789~1827年)在《中国医籍考》中之谓：“近据其体例，取《素问》、《灵枢》之文，错综以致注解；后世有二经分类之书，上善实为之唱首。”从杨注《太素》编写体例来看，《太素》是将《内经》原文，按摄生、阴阳、脏腑、经脉、腧穴、营卫气、身度、诊候、证候、设方、九针、补泻、伤寒、寒热、邪论、风、气论、杂病等分类编撰为三十卷，这种编写体例，也与《素问》、《灵枢》按八十一篇分篇大有区别，应当肯定《太素》的编写体例，更有利于中医理论的条理化、系统化、合理化，反映了杨上善对《内经》理论的深刻理解和体会，也反映出这一历史阶段中医学的理论水平和诊疗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它不仅开创了分类整理《内经》的先例，而且对中医学基本理论体系框架的构成，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六）注重养心调神，反对服石时尚

杨上善撰注《太素》，不仅反映了隋唐时期医家对《黄帝内经》学术观点及理论原则的看法，而且还应用注释医经这一特有的形式，将魏晋至隋唐时期医学的发展情况，浓缩为注文，依附于《黄帝内经》，因而可以使后人通过杨注的探讨，了解到后魏、隋唐之际医学的发展水平。例如杨上善承魏晋之遗风，十分重视养心调神在摄生中的重要意义，发展了中医学形神并重的心理学思想。《太素·卷六·脏腑之一》：“是故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守失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杨注云：“人皆怵惕思虑，则以伤神，悲哀动中，日亡魂性，喜乐无极，神魂散扬，愁忧不解，志意悗乱，盛怒无止，失志多忘，恐惧惊神，伤精痿骨。始以千端之祸，害此一生，终以万品欲情，浇乱真性，仍服金石贵宝，摧斯易生之躯，多求神仙芳草，日役百年之命。”这反映了魏晋时期，士人服食金石药物之风颇盛，至杨上善生活之世，犹有遗风，故杨上善有“仍服金石贵宝，摧斯易生之躯”的感叹。杨上善认为形成“阴虚则无气”死候的原因，既是“万品欲情，浇乱真性”，则金石药物也必然无功，最好的办法还是“以道怡性”，注意养神，其言虽仍不出老庄之学，但能针砭服石时弊，反映出杨上善对摄生的认识，与晋代葛洪等医学家已大相径庭。杨氏已从《内经》“形与神俱”的理论，即强调生理与心理辩证统一的观点，悟出了养心调神的重要性。由魏晋时期注重服石到隋唐时代强调养神，这是中医养生学的一大进步，而杨上善正是处于这一变革时期的杰出医家。

综上所述，杨上善撰注的《黄帝内经太素》是现存《黄帝内经》最早注文，对《内经》医理精义阐发颇多，贡献巨大，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和应用价值，值得加以深入发掘、整理、继承和弘扬。老师常引当代著名训诂学家钱超尘教授的话客观评价《太素》：“《太素》比较完整地保存了《灵枢》、《素问》古貌，在考证《内经》之流传、演变及校勘诸多方面，价值连城，无出其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