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对“治未病”的认识，见于“论中医治未病的学术特色”“对中医“未病”概念的理论重建”“养生治未病是中医最高之战略”等论文及其主编的规划教材中相关内容。

“治未病”一词源于《黄帝内经》“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后被多次引用，成为中医药理论体系的一部分。现代开展的中医“治未病”工程肇始于2006年10月，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医‘治未病’及亚健康干预”项目。2007年1月1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在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建议：“把‘治未病’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可以先选几个中医院进行试点探索。”至此，广大学者和卫生服务从业人员，顺应当前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卫生工作重心的转移，掀起了对中医“治未病”的研究与实践的热潮，并引起世界性的广泛关注。但与此同时，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亦此起彼伏，有人质疑，中医的“治未病”不过就是现代“预防”的传统称谓，在预防医学成熟发展的现代社会，大力倡导、耗费精力、投入巨资来研究发展传统“治未病”，其学术价值何在，如果说中医“治未病”学术的特色和优势是其研究发展的根本价值，那么其特色是什么？

中医“治未病”的特色何在？这个命题必须客观理性地弄清楚，其目的和意义在于：第一，这一命题是关系到“治未病”理论及实践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开展中医“治未病”研究并将其拓展为一门学科的基础；第二，明白其特色所在，可以进一步明确中医“治未病”的研究重点和发展方向；第三，这一命题是任何一个希望了解中医“治未病”的人必然会涉及的问题，它的解决有利于中医“治未病”工程的开展和推广。

要达到以上三方面的目的，首先要从理论上探讨和阐明中医“治未病”的学术较之现代医学相关领域的特色所在。因此，老师运用理论参照对比研究方法，与现代预防医学对照，来探讨中医“治未病”学术特色所在。

（一）“治未病”概念的超前性

中医“治未病”，用现代的语言直译过来就是“疾病尚未发生的时候就采取治疗手段”，从这个角度的解释来看，中医“治未病”的“治”字，其实就是“预防”的意思，因为没有疾病，便谈不到治疗，可见古人在这里是用“治疗”代指“预防”。但是，中医以“治未病”为代表的这种预防思想，起源很早，最早可以追溯到成书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的《周易》，书中的“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就提出了预防的思想；始于先秦，多人增补，成于西汉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则在其《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章中明确提出了“治未病”的医学概念，确立了预防的主导地位，并在《灵枢·逆顺》中说：“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以针刺为例具体说明了“治未病”的内涵。与之相对照，在西方医学史上，虽然公元前4世纪希波克拉底的《空气、水和土壤》一书中有疾病预防的思想，但直到18世纪，才出现了以个体为对象的疾病预防的科学，当时称为卫生学（hygiene）。而这一概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被真正重视并由此确立了预防的主导地位。

可见，中医“治未病”概念的提出比西医学“卫生学（hygiene）”的提出超前了近2000年。这一结果说明，在这近2000年的历史时期，中医的“预防学术”较之西医是人无我有的。《内经》认为能“治未病”，将疾病扼杀在萌芽阶段，使疾病不发生，是最高明的医生才能达到的治疗境界，把预防作为了医生最高层次追求，这与现代医学提倡的治疗重点由临床向预防转变的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内经》早在两千多年前便提出“治未病”的中医预防思想，在当时是极具超前性的。由于《内经》对“治未病”的重视，中医学者在2000多年的时间内着力继承、发展、创新了“治未病”的学术。因而可以认为，“治未病”的悠久历史为其重要特色。

（二）基本涵义的异同

上述我们已经提到，从字面意思理解，中医“治未病”和现代“预防”具有相似性。但比较其基本涵义，却颇有差异。我们将中医“治未病”的三个层次，与现代预防医学的三级预防进行参照对比就可以看出这个差异。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是对中医“治未病”三个层次的高度概括。“未病先防”是指在未发病之前采取有效措施，预防疾病发生。现代医学的一级预防，是采取针对群体而言的措施防止疾病发生。从这一点来看，“治未病”的“未病先防”与预防医学的“一级预防”是相通的。

“既病防变”是指当疾病发生后，在正确治疗疾病的基础上，还要采取有效措施预防病邪深入，遏制病势蔓延，防止病情传变，避免疾病复杂化。即《内经》所云：“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素问·八正神明论》），“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金匮要略》也承《内经》思想，在其《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篇中说：“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以及叶天士所言“先安未受邪之地”。这一层的内涵与现代预防医学的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是基本一致的。二级预防又称临床前期预防，即在疾病的临床前期作好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三早”预防措施，以预防疾病的发展和恶化，防止复发和转变为慢性病等；三级预防又称临床预防，主要是对已患病者进行及时治疗，防止病情恶化，预防并发症和伤残。

然而，中医“治未病”还有“病后防复”这第三层内涵，根据《伤寒论》所言，“病后防复”是指在疾病初愈或康复阶段，针对患者此时气血衰少，正气未复（人体各方面受损的机能尚未完全恢复到病前的正常状态），疾病容易复发或体虚易再感受其他病邪的特点，采取综合措施，促使脏腑组织功能尽快恢复正常。这一内涵，相对现代医学的预防思想而言是特有的，没有被现代预防医学明确提出，但又与临床医学、康复医学的一些思想和内容交叉。由于中医“治未病”很早就明确提出了“病后防复”，所以经过历代医家的努力而积累了大量的学术经验，业已形成了独特的、较为系统的“病后防复”的理论和方法。

可见，中医“治未病”的三个层次与预防医学的“三级预防”虽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中医“治未病”涵盖范围更宽广，在其几千年的发展充实过程中，对预防体系的总结更加全面、周到。

（三）学术背景的差异

中医“治未病”与预防医学虽然有些相似，都是在对疾病规律深刻认识基础上研究如何提前防范疾病发生、发展的学科。但二者的学术背景差异较大，也就是说，二者是有“国界”的。“治未病”是中医几千年来特有观点，而预防医学是近些年新近发展起来的西方医学学科，二者探求目标相同，但理论背景和研究方式有较大不同。

“治未病”的学术思想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医学理论为指导，在长期的养生体验和临床验证中不断充实、发展起来的。首先，中医治未病的思想源于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中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思想在医学中的渗透。《周易》曾提出“豫防”一词，并多篇论述预防思想，如“履霜坚冰至”“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弗过防之，从或戕之”等，随后，诸子百家承其思想，也十分重视对危害发生的预判和预防。“治未病”直接出自《内经》，其理论完全脱胎于中国文化中的预防思想，《道德经》中的“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与《内经》中“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的文句就十分相似，充分说明了治未病思想与中国文化的紧密联系。其次，“治未病”是中医概念，必然要以中医学的各种理论为指导。如中医学基本特点之一的“整体观念”就是“治未病”的指导思想。中医整体观认为天人一体、人体自身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社会一体，从而决定了“治未病”的最终目的除预防疾病发生之外，还要达到并维持人体自身及其与周围自然、生物环境的和谐统一。中医学的整体观形成很早，在《内经》时代便已经重视有加，并予以明确阐释，确立了其主导地位。这一整体观根本上是“元整体”观，其本原是混沌一元的整体，整体是“原生”的，部分是“派生”的，整体是部分的前提，整体产生部分。其部分的独立性是相对的，部分不能先于整体而存在，一旦离开整体就会消亡；整体产生、决定、支配着部分，部分反作用于整体。部分的变化从根本上受制于整体，是整体变化的表现或结果。本原的整体性和分化发生机制决定着其不可分解性，对其进行“还原”只能还到作为其本原的那种混沌未分的整体，而不可能还原为其部分。由于中医“整体观”的以上基本特征，使中医“治未病”学术多是在立足于整体的前提下，从不同的角度或层次，来进行研究。

预防医学是西医学的一个分支，以西方文明为背景，以现代科学技术和医学理论为指导，以实验室研究和临床验证为方式方法。预防医学是比较新的学科，是西医学的一门分支，因此也是以西方文明为源头。预防思想在西医学发展历史中也处处有所体现，但预防医学的真正形成是在人们认识到生物医学模式不足之后，尤其是现代医学不仅要求治好病，甚至不得病，还要健康长寿和群体保健，要达到这些目的，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显得力不从心，因而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发生了转变，预防医学也随之形成。可以看出，预防医学是与现代西方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是西方医学在现代更高的医学要求之下派生出的一个独立学科。预防医学作为西医学的分支学科，当然也以“系统还原”为其基本指导观念。虽然西医学也有整体观念，西医也承认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并未将其作为一种基本指导观念予以明确提出，其整体观念是在运用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分析还原的方法仍是西医重点，对整体的重视尚不足。另外，现代医学的整体观念是“合整体”观，合整体的本原是部分，部分是原生的，整体是“派生”的，部分是整体的前提。其部分的独立性具有绝对性，部分先于整体而存在，组成整体后其独立性受到整体的制约，但仍可离开整体而单独存在；部分产生、决定、支配着整体，整体反作用于部分，整体的变化从根本上受制于部分，是部分变化的表现或结果；其本原的部分性和组合发生机制，决定着其可分解性。以上这些特征，决定了现代预防医学的研究特点多是立足部分，观察某些因素对某类人群的作用特点从而趋利避害或者消除不利因素以适合人群健康发展的需要，与中医的思维方式有很大不同。同时，预防医学在进行探讨、研究和发展时使用的就是解剖、生理、病理等西医学知识体系和一些现代科技手段；在研究学科内容时以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为主，同时综合统计学的方法和一些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可见，二者在学术背景方面各有特点，这也是中西文化的不同所创造出的不同成果，但二者根本目的都是改善生活条件和方式，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预防疾病的发生，使人延年益寿，在这一点上，二者可以说是殊途但同归。

（四）干预方式的不同

“预防为主、防重于治”，追求“生理—心理—社会—道德”的完美健康状态，可以说是中、西医的共识和目标。

中医“治未病”在“整体观”的指导下，侧重立足于整体和谐，由于个体不能完全脱离“天人整体”而存在，因此更强调针对人体自身的干预，主张通过饮食、运动、精神调摄等多种个人综合调理方法和手段来维系人体的阴阳平衡、调养正气，提高机体自身的素质和对外环境的适应能力，以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疾病预防目的和维护“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健康状态。“治未病”所采用的主要是具有中医特色的养生保健方式，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精神养生法对心理的调整，以养性修德培养良好的品行根基，以调志摄神、静心少欲、四时调神锻炼性情的稳定和对情绪的控制、调整能力；又如食养、药膳、药物的次第使用，“药补不如食补”，中医很强调个人饮食的控制，重视通过饮食调养而预防、治疗疾病、增进身体健康，包括饮食物的选择、合理的搭配、制作方法的考究、良好饮食习惯的形成等，并对这些内容有着比较详尽的阐释，若单纯食疗效果不明显，则主张在饮食中有原则地加入少量药物，形成药膳，从而提高饮食对个人的针对性，严格来说仍属于食养内容，若有必要，则再考虑于饮食之外少量辅助一些药物而促进健康水平的提高；再如针灸、推拿、拔罐、刮痧等方法的使用，这些方法现在已不局限于医生开展，尤其是一些简单有效的方法，完全可以对人群进行简单培训后由个人自己施行；还有一些其他方法，不胜枚举，如运动、气功、传统健身术等，都极具中医特色。当然，“治未病”体系中也有一些与现代医学相似的手段，如阳光、空气、水等一些自然因子的使用等，多作为辅助。但以上这些方法必须遵循中医学的诊疗原则，即无病健身时要注意因人、因地、因时的三因制宜原则，预防疾病和疾病有征兆露出时必须在对疾病规律正确把握的基础上贯彻辨证施养、辨证论治原则。另外，中医“治未病”重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针对个人的体质、地域、职业等情况的不同而制定相应的“治未病”措施，最终使人达到自身的统一和与外界环境的统一，从而提高健康水平，这与预防医学也有着较大不同。

现代预防医学在其“系统还原”的“合整体观”指导下，则始终以“疾病”为中心，无论是一级预防、二级预防还是三级预防，都着重针对某种特定的(或特异性的)病因或疾病进行干预，探求疾病在人群中的发生发展规律，分析环境中主要致病因素对人群健康的影响，提供医学评估，趋利避害，并通过公共卫生措施的改良而改变群体及整个社会的生活生产条件，如营养、环境、习惯、职业等，达到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的目的。可以看出，预防医学解决问题偏重于采用社会干预方式；针对的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对个人的研究不是其主要方向；主要目的是消除对人群健康不利的共性因素从而预防疾病、提高健康水平，对具体的临床手段因为与临床医学交叉而研究较少，当有必要涉及时多归于临床医学的研究范畴。

相互对照可见，但由于基本观念的差异，造成了两者具体干预目标和策略的不同侧重，这种不同侧重形成两者相映互补的特色。由于中医在具体疾病的阐述方面并没有像现代预防医学那样微观精确，因此在现代医学为主导的环境下，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忽略。随着现代医学的自身发展，人们逐渐重新认识到个体化的方案是最佳的方案；生物理化因素、社会环境因素、行为心理因素这三大类病因当中，落实到具体实践当中，对前两者的干预力度是有限的，只有行为心理因素可以通过人体自身的努力较大程度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医“治未病”着重对人体自身进行干预以提高机体自身的素质和对外环境的适应能力，其广泛适应性和方便操作性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通过以上的对照，我们可以看到，中医“治未病”的悠久历史，“病后防复”的独特内涵，与现代医学迥异的学术背景，以及独特的干预方式，就是其根本“特色”所在。必须在理论层次上认识到这些特色的差异，否则对中医“治未病”的学术研究容易走向“刻舟求剑”“削足适履”的道路。展望未来，针对这些特色范畴内具体项目的继承发扬、现代评估，将是中医“治未病”的研究重点和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