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川观新闻   

       何一民

      中国庚子年即将结束之际，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不仅未停息，反而更加来势汹汹，世界各国的新冠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亿人，其中有300多万人因为感染新冠疫情而死亡。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的生命也面临巨大威胁。但面对挑战，不同的国家地表现出不同的应对策略。在生命伦理学兴起的西方国家，在标榜以人为中心的西方国家，生命伦理也面临挑战，尊重生命、热爱生命，有时只成为了一种口号。在新冠疫情横行肆虐之际，在朋友的推荐下，笔者拜读了《中医生命伦理学》一书。该书作者杨静，为成都中医学院教授，毕业于四川大学，其导师与我相熟，笔者与作者也有一面之缘。笔者初读该书的绪论部分时，即为其提出的观点与思想所吸引，遂在数天内将其全部读完。在读书的过程中，我曾与多位伦理学教授的朋友电话交流请教，并通过百度、知网、超星等网站查阅相关信息。读完该书，我不仅增加了相关的大量知识，深感中华医学之博大精深，增加了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生命的热爱；而且也认识到这是一部具有开拓性、前沿性和创新性的学术著作，更具有学科建设意义，值得向读者推介。

      生命伦理学是在西方兴起的一门学科，以后现代思想为根基，是西方哲学、人文及文化孕育的产物；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生命及其相关的动物生命、植物生命乃至生态的相关领域，是一门涉及医学、生命科学、哲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涉及关于人与生命、技术与生命、环境与生命、生态与生命等关系的围绕“生命”议题展开的伦理学说。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生命伦理学也开始引入中国。40余年来，生命伦理学在中国得到长足发展，但较少有人将中国国粹之一的中医学与生命伦理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而《中医生命伦理学》则是第一部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学术著作，作者将中医学理论对于生命、医疗等领域内的哲学思辨与价值判断运用于生命伦理学，并构建自身理论和实践体系的，内蕴民族文化特质，具有学科构建的重要意义。

      《中医生命伦理学》于必赢体育app下载,必赢体育12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共27.7万字，除绪论外，共八章。绪论为“中医生命伦理学：从‘生生之道’到‘生生之效’”，系统地阐述了中医生命伦理学兴起的历史逻辑和价值。第一章“中医生命论理学的基本问题”，分别从生命伦理学概述、中医生命伦理学的构建、中医生命伦理学的基本任务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中医生命伦理思想溯源”，从儒家生命伦理思想、道家生命伦理思想、佛家生命伦理思想三个方面探究了中医生命伦理学的思想渊源。第三章“中医生命伦理规范”，分别从中医生命伦理规范的性质与功能、生生、顺道、执中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第四章“中医生命伦理范畴”，除了对一般性问题进行探讨外，重点对中医生命伦理学的基本范畴“和合”、“尊生”、“仁义”进行了研究。第五章“中医生命伦理学原则”，在研究相关原则基本问题之上，系统地论述了中医生命伦理学的“仁的原则”、“和的原则”、“精的原则”和“诚的原则”等四大原则。第六章“中医生命伦理与临床问题”，分别论述了中医生命伦理与临床医疗、中医生命伦理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第七章“中医生命伦理与健康问题”，从生命伦理、健康权与责任，中医生命伦理与健康等两方面进行了研究。第八章“中医生命伦理与生命教育”，重点论述了中医视阈下的生命教育。本书系统地研究了中医生命伦理学的内涵与外延，并从学科构建的需要出发进行了系统研究，故而具有很强的开拓性、前沿性和创新性。全书观点明确，资料丰富，论证深入合理，是一部颇有中国特色的生命伦理学专著，开创了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新方向，弥补了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一、生命伦理学的发展需要符合民族文化传统，中医生命伦理学是生命伦理学“本土化”的有益尝试。

      当代伦理学繁荣需要注重从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中发掘伦理资源，直面现实社会的道德实践问题。中华民族的长期生产、生活实践，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凝结了优秀文化基因，培植了丰富的伦理资源。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照搬西方的理论，呆板地引述西方案例，而必须在引进、学习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国内丰富的医疗实践，努力发掘本国的伦理资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生命伦理学理论。

      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生命力在于不同文化孕育的道德共同体下进行实践，并从其道德价值体系下构建属于不同文化的生命伦理学。因此，重新发现和运用本土的生命伦理思想，推动生命伦理学“本土化”，建设本土的中国生命伦理学，已是当今生命伦理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领域。

      生命伦理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建构，需要在中国的语境下解决中国的生命伦理问题，坚持“普遍主义”的规范性，又要保留“相对性”“多样性”，体现在不同文化孕育的道德共同体下进行实践，并从其道德价值体系下构建属于不同文化的生命伦理学，重新发现和运用本土的生命伦理思想成为了沟通普遍性和相对性的必经之路，这也是构建当代生命伦理学原则体系的核心所在。中医生命伦理学正是将中医学理论对于生命、医疗等领域内的哲学思辨与价值判断运用于生命伦理学，并构建自身理论体系的交叉学科，其有着明确的核心内涵与研究范畴。可以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延续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

      《中医生命伦理学》一书提出中医生命伦理学是将中医学理论对于生命领域内的哲学思辨与价值判断运用于生命伦理学，并构建自身理论体系的交叉学科，其有着明确的核心内涵与研究范畴，中医生命伦理学是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最佳路径。在生命伦理学“生命意义”“生命价值”、“善”与“恶”、“是”与“应该”、“应然”与“实然”的视域下，基于中医学特有逻辑起点与理论构建路径，跳出西方生命伦理学之窠臼，指明了中医生命伦理学的逻辑起点在于传统哲学的“生生”之道，系统探讨了以气一元论、阴阳法则解答生命起源、生命“应然”的“生生之理”，以尊生守仁解说生命价值的“生生之德”，以及遵循“天人合德”而追求“生生之效”的“实然”生命境界贯穿基本问题的逻辑链条。体现了中医生命伦理所具备的秉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民族性特质。

二、中医生命伦理学展现了中国智慧对生命的认知和态度，对全球疫情背景下生命伦理抉择具有借鉴意义。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学科中唯一专注于生命、健康、医疗的学科，她伴随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医疗实践及医疗理论，并经过数千年的实践验证，在思想源头上与中国本土传统哲学一脉相承，并在生命科学、生命伦理领域具有着别具一格的理论体系。其中对生命、健康、医患关系、人与自然等等方面有着独特的认知，与西方思想、理念指导下所形成的“生命伦理学”有所不同，体现着中国文化孕育的关于生命的认知和态度，能为当前世界各民族的道德共同体提供“普适性”准则、规范的参考。

      必赢体育app下载,必赢体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突如其来，至今仍全球肆虐。这场“战疫”不仅仅提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更需要思考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生命及其价值？如何对待疫区、疫区的人们以及感染者？乃至如何对待生命、疾病的关系等等。显然，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医学范畴，需要从生命伦理的视角进行反思、规范和引导。

      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应对疾病、瘟疫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自公元前7世纪至19世纪40年代我国至少发生过500余次疫病流行。而对群体疫病流行，个体疾病的治疗，形成的不仅仅是医疗经验的提升，也丰富了对生命、疾病的伦理思考，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质。《黄帝内经》云：“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唐代孙思邈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中华医学的伟大传统在历次抗击疫情、治疗疾病中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医学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伦理范畴、规范、原则体系。

      疫情当前，在医疗技术之外，如何引导医者、大众正确看待自身生命及生命价值？是一个重要议题。《中医生命伦理学》中所倡导的遵循尊生而守仁的理念，可以成为一个符合民族文化传统的解答方案。作者在书中指出：“生生之理”较为系统的表达了中医学对生命本源、应然的认知，讲述了一个包容天、地、人的生命系统，这一体系提示我们，在面对生命科技应用和卫生政策调整带来的生命进程被干预的诸如克隆技术、器官移植、基因研究、安乐死等生命伦理问题，将维护万物不断创生、化生看做是根本规范。

      将这一理念应用于当前疫情，则可明确医者应以医者仁义为先、甚至舍生取义，以积极研究、投身一线，实现自身生命价值。也要求公众尊养生命、养护生命，自觉做好防护，与医护共同抗击疫情。

      首先，医者应以尊生守仁为自身生命价值目标，需要具备自觉探索“生生之理”，精修“生生之术”，以求他者之“生”，甚至是以自我牺牲要换取他者之“生”的伦理精神。《医门法律·问病论》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明确提出“医乃仁术”，历代医家也大多认为医者应秉持“生生之德”，传习“生生之术”以养护生命、祛疾救苦，并以之为己任，践行生生之德。正如唐代名医孙思邈所著《大医精诚》所载“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要求医者在医疗实践中，应守“仁心”，对待患者秉持爱人之心，不畏困难，不分贵贱、亲远，全心救治疾患苦难。此次疫情中，以钟南山、张伯礼、张定宇、陈薇等为代表的广大医护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疫区，成为抗击疫情中的“最美逆行者”。他们研究、制定诊疗方案，及时、分类诊治不同类型感染者，体现了“仁心仁术”的医者姿态。

      其次，大众应明晰人命贵重，应当珍重生命、养护生命。正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所指出的“天载地覆，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认为人“莫不恶于死而乐生。”认为天地之间人命至重，也就要求公众应爱惜自身生命、乐生恶死，追求生命创生、化生、健康，方是其生命价值所在。在重大疫情面前，我们党一开始就鲜明提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各级政府建立起精准防疫，地区、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广大群众自觉投入“战疫”，积极防护、居家隔离，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为全世界抗击疫情争取了时间，提供了宝贵理念和经验。

      在当前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形势下，中医生命伦理所凝聚的伦理精神、规范、原则有助于促进疫情背景下全球道德共同体的形成，推动各国政府、人民形成对待生命“尊生守仁”的正确价值的认识和态度，共同团结抗疫，维护全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早日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三、该书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医生命伦理学，对当前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具有较大贡献。

      生命伦理学如何本土化？在发展进路上，我国学者面临着“生命伦理学在中国”和“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不同选择。以“生命伦理学在中国”为进路，往往认为生命伦理学是一门规范性实践伦理学，其使命在于“帮助医护人员、生物医学和健康研究者及公共卫生人员做出合适的决策”，强调生命伦理学在中国医疗、生物等领域伦理问题中的应用。倡导“中国生命伦理学”者，则认为在中国文化、中国问题的背景下，不应仅仅是引入、使用西方的生命伦理学理念、原则，强调在此基础上，更多的立足中国传统，提出了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话语体系。

      《中医生命伦理学》鲜明地以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为“本土化”进路，结合当代西方生命伦理学术特点与中医生命伦理思想精粹，紧扣“生命的应然及问题、疾痛的研究及应对”这一主题，针对本土化生命伦理理论体系建设这一“前沿挑战”，在中医学语境下展开中国本土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在中医学、生命伦理学学科交叉融合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个由中医生命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范畴、规范、原则的理论框架及其在临床问题、医学研究、健康问题、生命教育领域实践的科学体系，对当前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具有较大贡献和积极意义。

      一是该书总结了中医生命伦理学的完整理论体系。《中医生命伦理学》一书超越了一般性的生命伦理观念梳爬，而以“返本开新”式的反思与理论体系构建，从中医生命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价值原则、基本规范、伦理范畴、伦理评价等问题入手，使中国本土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有了较大的延展，探讨与建构了较为系统的概念体系和基本的分析框架。

      二是该书论证了中医生命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和实践意义。其中既有从本体论的维度，从医家的实证科学到中华传统哲学形而上的论域对于生命的考证，展开生命本质的研究与反思；也有从认识论的维度，对传统医学下生命认识、生命实践的原则、规范、范畴的重构与探求。又有从方法论的维度，立足于对当下疾病问题、医学研究问题、健康问题、现实社会与生活对中医生命伦理学应用价值的考察，探讨了中医生命伦理与临床问题、健康问题、生命价值及教育问题，这就使得本书在体现应有的学术价值的基础上，又被赋予了“生命问题”的实践价值，对中国语境下解答临床实践中的伦理问题，意义不乏深远。

      三是该书体现了多学科、多维度，理论实践紧密结合的方法特色，提供了生命伦理学本土化的研究示例，可以推动中国生命伦理学学科建设。率先以中医生命伦理思想来打通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国医学关于生命伦理问题的研究，结合中医学体现出的生命哲学原理与伦理学学科的具体方法，构建原创的中医生命伦理学理论体系的体系化研究，开拓了“生命伦理学”与“中医学”交叉研究的新领域。并综合医学与哲学的研究方法，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多个维度，通过探寻逻辑起点、理论框架，将碎片化的生命伦理思想体系化，构建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为本土化生命伦理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示例，具有较为重要的方法学贡献，对本土化的生命伦理科学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该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其开拓性、前沿性和创新性，显示出作者的学术勇气。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当下中国正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更多的研究者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而努力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