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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书籍最早是如何介绍中国的?

来源: 发布时间:2016-12-13 00:00:00 浏览次数: 【字体:

西方书籍最早是如何介绍中国的?

 

从茶叶到染料,从中医到《易经》,中国的古老知识与器物是如何被介绍到欧洲的?

一场汇聚了46件珍贵外文图书的展览勾勒出中国与欧洲两千多年交流的轨迹:西方最早介绍“中国茶”的书、西方最早的中医研究成果《中医大全》、在欧洲出版的首个《易经》完整译本、被誉为“欧洲中国风的圣经”的初版《中华帝国全志》……12月10至11日,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图书馆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联合主办了“中国知识和产品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举办了“西文书籍里的中国——中国知识和产品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馆藏文献展”。展览将对公众开放两个月。

“始建于1847年的徐家汇藏书楼是近代史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去年五月徐家汇藏书楼成立了“上海图书馆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一家图书馆拥有珍贵文献资料仅仅是基础。这些文献资料需要解读、展示、使用,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和作用。在今天,徐家汇藏书楼更看重知识和信息交流。历史文献的数量是既定的,我们要做的是挖掘文献的价值,让徐家汇藏书楼成为今日中西交流的重镇。”

澎湃新闻记者也走进徐家汇藏书楼,听上海图书馆的图书馆员们讲述这次展览珍贵文献背后的动人故事。

西方最早介绍“中国茶”的书

西方对“茶”最早的记载出现在十六世纪的威尼斯。1550年,威尼斯的一位外交官兼地理学家拉穆西奥出版了他编撰的三卷本《航海及旅行记》。

书中提到了作者从一位波斯商人那里听到的有关”Chiai Catai”(中国茶)的信息:“……他告诉我,全中国都使用一种植物的叶子……它种植在四川……人们将这种新鲜或晒干的香草放入沸水中烧开,空腹喝下一两杯煮好的汁水后,可以祛除发热、头痛、胃疼、胁痛或关节疼痛,喝的时候温度越烫越好,这样对所有的小毛病都会有好处……如果吃多了胃不舒服,只要喝点茶就能迅速消化。”此书在欧洲多次再版,于欧洲人对茶的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最早介绍“中国茶”的书,1554年第二版。注:本文图片均由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提供。

中医西传的引路人

西方最早的中医研究成果《中医大全》出自波兰的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l Piotr Boym)。从阴阳五行理论到诊脉、针灸、中草药,卜弥格对中医进行了非常全面系统的介绍。

由于经历坎坷,卜弥格去世后,他的大部分手稿都没有出版,就流入荷兰商人手中,最后其中关于中国医学研究的部分,被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德国医生克莱叶剽窃,当作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德国汉学家门采尔的帮助下出版。直到后来经卜弥格的同事柏应理写信向门采尔澄清,在1686年出版的《中医大全》上,才正式出现了卜弥格的名字。

还值得一提的是,卜弥格出版于1656年的《中国植物志》描绘了二十多种中国的植物和动物,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建立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的中国自然博物研究著作。卜弥格也被喻为是“波兰的马可·波罗”。

1686年《中医大全》插图

《中华帝国全志》与“赵氏孤儿”

18世纪欧洲掀起一股强大的“中国热”,出现了一大批关于中国的图书。本次文献展展出的一册由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编著,于1735年初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也是其中之一。共四册的《中华帝国全志》被誉为“欧洲中国风的圣经”,出版不久就被译为英、德、俄等多种文字再版。

这部书的内容囊括了中国的自然、地理、历史、社会、人文、戏剧、建筑,俨然是一部关于中国的大百科。以文学为例,它收录了耶稣会士马若瑟于1731年翻译的元杂剧《赵氏孤儿》。这可是《赵氏孤儿》完整译稿在欧洲的首次出版刊行。

虽然这份译稿并非元杂剧的本来面目,但这个本子却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法国大文豪伏尔泰就是在读到《中华帝国全志》版《赵氏孤儿》后,认为人们从这出戏获得的对中国的认识超出了其他关于中国的报道。伏尔泰闭关数月创作完成了五幕悲剧《中国孤儿》,并于1755年8月20日在巴黎首演,反响空前热烈。

1735年初版《中华帝国全志》中的“赵氏孤儿”

《易经》与莱布尼茨

《易经》是我国最古老的经典,被尊为“六经之首”。

本次文献展展出了朱利斯·莫尔(Julius Mohl)分别于1834、1839年翻译出版的《易经》第一卷、第二卷,这是在欧洲出版的第一个《易经》完整译本。

《易经》传入欧洲以后,受到了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的关注。作为计算机基础的“二进制”的主要发现者,莱布尼茨在1701年2月向在中国的传教士白晋写信,介绍了他的二进制的设想。莱布尼茨还建议白晋把二进制献给康熙。

白晋在北京给莱布尼茨回了一封长信,告诉他在中国古代伏羲的八卦中可以看出二进制的结构,建议用周易的六爻来说明二进制,信中还附上了寄给他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八卦中的“一”叫做阳爻,相当于二进制中的“1”,而八卦中的阴爻,相当于二进制中的“0”。六十四卦正是从0到63这六十四个自然数的完整的二进制数形。在数学中八卦属于八阶矩阵。

白晋的回信给莱布尼茨很大的鼓舞,并且把他们之间对二进制的讨论发表在科学刊物,推动了《易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在欧洲出版的第一个《易经》完整译本中的“周易六十四卦图”

十九世纪伦敦的中国展

此次文献展中有一本特别的展览图册——《海德公园万唐人物展览目录》,它由展览的执行人兰登(William B. Langdon)编撰,图文并茂地介绍了1842至1846年间在伦敦举行的“万唐人物”展的具体内容。伦敦的“万唐人物”展持续了四年,期间这份小册子数次再版重印,印数竟达到数万册之多。

“万唐人物”展展品的主人是一位曾在广州经商12年的美国费城商人——内森·邓恩(Nathan Dunn)。邓恩是个中国迷,他在中国的十几年间陆续搜集了大量的文物、人物造像、服饰、艺术和手工艺品、生产工具、自然样本等并运回美国。邓恩的中国收藏多而全,简直构成了中国社会全景的缩影。

“万唐人物”展厅内景。

1844年伦敦出版《海德公园万唐人物展览目录》书影

“耆英号”与伦敦世博会传奇

国人所熟悉的“中国世博第一人”是上海商人徐荣村。但在西方人眼中,同样参加了1851年伦敦世博会的中国人——“广东老爷希生”更富传奇色彩。

1846年8月,几个英国商人在广东购买了一艘中式平底方帆船,以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的名字为名,经一年多航行,于1848年3月抵达伦敦。这些英国商人计划利用当时西方对中国的好奇,把带着大量中国工艺品和华人船员的“耆英号”当成流动陈列馆牟利。

为制造声势,英国船长查尔斯·科尔勒当时将雇来的一位中国人包装成“中国特使、五品官员、广东老爷希生”。而这位“希生”也阴差阳错,被当做真的中国官员,获邀参加1851年的世博会开幕式,轰动一时。这次文献展展出了当年在“耆英”号甲板上售卖的题为《中国帆船“耆英”号大观》的小册子。

1848年英国出版《中国帆船“耆英”号大观》的封面

《中国帆船“耆英”号大观》中“希生广东老爷”像

中国绿染料的秘密

1858年,法国里昂商会在巴黎集结出版了这本含有三篇论文的论文集《中国绿色染料报道及染料化学成分及特性研究》。论文主要探讨了一种来自中国的绿色植物染料“Lo-kao”,书中甚至还贴有一块染色棉布的样品。

1846年,“Lo-kao”引起了欧洲纺织商和学者的关注。此前欧洲的绿色染料一直是由蓝色、黄色染料混合而成,这样生产出的绿颜色不仅色调不稳定,而且不耐日晒。而这种来自中国的植物染料本身就是纯粹的绿色,在人工光源下会透出独有的纯净。欧洲社会对这种“中国绿”趋之若鹜,这使得这种染料变得非常昂贵,1854年它每磅的价格高达250荷兰盾。

由于语言障碍和中国人对技术的保护,欧洲人不知如何才能制出这种有利可图的绿染料,只能有赖于从中国进口。在此书出版前的12年间,欧洲学者们对神秘的中国绿染料进行了大量的学术讨论和研究实验,最终弄清了它的确切名称、植物成分、分解方法、染色步骤等问题。而这本论文集正是这些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

1858年巴黎出版《中国绿色染料报道及染料化学成分及特性研究》内页的染色棉布样品

“中国小楼”与“百塔模型”的传奇

葛承亮,字卧冈——这可是一位德国耶稣会修士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原名Aloysis Beck的葛承亮于1892年来华,长期担任上海土山湾孤儿院木工间主任一职。他在主持土山湾孤儿院木工间时完成了好几个大项目,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就是“中国小楼”和“百塔模型”。

1900年,对东方风情倾慕已久的比利时国王莱奥波德二世订制了包括一座中式宫殿在内的东方建筑,这张订单最终于1903年被土山湾孤儿院木工间所承接。在承亮的指挥下,上百位中国孤儿出身的工匠们齐心协力,以上等柚木为基材打造别致的石狮、雕龙巨柱、刻凤门扇,加上建筑各处雕刻的中国神话、历史故事人物数百处,整幢建筑处处凸显出中国元素。历时四年建成的两层小楼又花费四年时间进行拆装搬运,终于在1910年成为比利时皇家建筑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屹立于布鲁塞尔,作为比利时皇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的分馆而存在。

1915年,葛承亮领衔下的土山湾孤儿院木工间在旧金山举办的太平洋博览会上,凭借80多个中国宝塔模型惊艳了所有参观者的眼球。这一组中国宝塔模型按精确比例打造,包括报恩寺塔、西安大雁塔、广州花塔……有的宝塔上还复制出了原有的壁画绘画。

而这次文献展上展出的《中国小楼说明》和《百塔图》,就是当年介绍这两项木工精品的图册。

《中国小楼说明》中的建筑照片与图纸

《百塔图》中收录的地图,标注了模型原型宝塔所在地。

福开森与中国艺术

上海的武康路可是近几年新晋“网红”,武康路的旧名“福开森路”也渐渐为人们所熟悉。这条马路冠名纪念的福开森不仅仅是一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位热衷于中国文化与文物,热心收集、传播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家兼学者。

1912年,福开森作为中国派出的四名代表之一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世界红十字大会。利用此机会,他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接洽,建立起最初的中国艺术收藏,由此开始了与中国艺术结缘的下半生。1913年,北洋政府将已收归民国的紫禁城前朝部分仿效外国先例改博物馆,福开森与朱启钤、金城参与谋划,他也成为了故宫文物鉴定委员会唯一的一位洋委员。

福开森一生勤于著述,组织编纂了《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历代著录画目》《西清续鉴乙编》《历代著录吉金目》及外文专著《中国艺术讲演录》(Outlines of Chinese Art)《中国艺术综览》(Survey of Chinese Art)等。本次文献展也展出了福开森于1939年出版的《中国艺术综览》。

福开森于1939年出版的《中国艺术综览》(Survey of Chines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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