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在中医院校率先成立五官专业
■撰写人/熊大经
记得大概是1983年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参加学校领导和教务处召开的一次会议,会上由教务处老科长向质彬同志传达了国家教委(今教育部)欲对现有之专业目录进行修订。专业目录是关系到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内涵和专业培养方向,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核心,关系重大,各级教育部门都很重视。 国家教委将有关中医方面的任务也只分配给“老四所”中医院校承担,并按各学校的实力分配任务。
我校负责对“内科” “眼科” “耳鼻喉科”的论证。为什么将这三个科放在我校呢?因当时我校“内科”实力很强,在国内也是名列前茅的;眼科是因为有国内外知名的、中西都认可的陈达夫老先生;耳鼻喉科是才成立不久的新科,本来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们,负责此次论证这也算是沾了陈老的光。可见,大师在一个学校的重要性。
会上分配了任务,内科论证由王开林老师负责,眼科论证由张济南老师负责,耳鼻喉认证自然就落在我这新毛头身上。他们两位都是教学临床经验相当丰富的年富力强的中年老师,他们那两科都有很深的学术沉淀,有很多老先生做后盾,有问题有人可请教,有很多年青老师做帮手。而我是毕业不久的新手,当时之压力可想而知。接下任务后,才发现这是一个烫手山芋。 从何下手?怎么写?没有先例,没有现成样板可循,也没有帮手,只能硬着头皮上。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三十来岁的我接下这任务真是要有牛犊之勇。睡不着觉有什么用?吃不下饭有什么用?经过近二十来个夜晚的熬更守夜,终于憋出初稿来,经过学校组织专家几上几下论证,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后再提交专家论证。最后打印成文,才将300余份征求意见稿发至全国各中医院校、中医医院。 征求意见稿发出后,收回200余份,收回之意见稿中不乏一些十分中肯之好主意。我们又根据意见修改,开了几次会,几上几下后形成最后之稿件,于1985年8月提交国家教委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专业目录论证会。学校决定由谢克庆副校长带队,我、王开林、张济南组成成都中医学院代表队。
大会会期3天,前2天为小组会,各小组分别对各专业目录进行论证。大家对设立眼科专业、耳鼻喉科专业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应将二者合起来设立五官专业更合适。
然而,第三天进入大会讨论时,会议主持人在听了小组长汇报后立即表态:认为不应设立五官专业,其理由是从来没有这个专业,不应新设立。我们听了后立即蒙了,这几年的工作都白辛苦了,况且小组会上各中医院校的专家老师们都觉得应该设立五官专业,这个大会主持却一言否定。要知道这是有关专业目录论证的最后一次会议了,这就是终审会,急得我们一时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当时我也顾不得许多了,立即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将这2年来我们的工作流程,和各地专家对设立五官专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做了说明。虽然受到了很大的阻力,但由于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在会上据理力争,看得出会场上大家对设立五官专业还是认可的。后来眼科张济南老师、王开林老师他们也相继发言,支持设立五官专业。记得还有其他院校的老师们也发言支持我们,后来又有几位专家发言支持设立五官专业,一度弄得大会主持人很尴尬。
当时,由于我们职称低,出差不能坐飞机。成都无直达哈尔滨的火车,需要经几次转车(成都一济南一沈阳一哈尔滨)才到哈尔滨,舟车劳顿,十分辛苦,当时人年轻好像也没有觉得什么。这下要从哈尔滨返回成都,心里直发怵,要知道那时买火车票是何等的难,更别说卧铺票,还要转几次车,真是头都大了。后来,学校同意我们从沈阳坐飞机回成都,几个年轻人又从 哈尔滨坐火车到沈阳,在沈阳待了几天(沈阳到成都的飞机不是天天有),才买好飞机票飞回成都。
回到学校,我们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国家教委最后的批复文件,经历漫长、无所适从、不知是好是歹的等待。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从其他途径得知国家教委通过了新专业设置,并决定从1988年起开始布点在成都、广州2所试点学校招生。就这样我们国家的中医高等教育从此有了一个全新的专业——五官专业,我校也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准备,于1988年开始招收五官专业学生,五官1988级也成了我校第一届该专业的学生了。从此我校就成为国内第一个有五官专业的中医院校。
撰写人简介:
熊大经,男,1946年12月生,重庆人,毕业于必赢体育app下载,必赢体育, 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卫计委首席专家,四川省十大名中医,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内首个中医耳鼻咽喉科博士生导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同行评议专家,国家发改委药品价格评审中心核心专家。曾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耳鼻喉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耳鼻喉口腔科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主持研制的“鼻渊舒口服液”等用于临床近50年。先后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5项,省部级科研项目2项,厅局级科研项目6项,获省部级奖励3项,厅局级奖励5项, 主编《中医耳鼻咽喉科学》,“十二五”“十三五”全国规划教材,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19部。